罗伯特·德尼罗的电影人生 第十三章

大鱼电影2019-04-11 16:46:10

斯科塞斯正在享受着好莱坞热情的拥抱,曾经紧闭的大门已经毫无保留地对他敞开了。尽管对《出租汽车司机》的争议依然不绝于耳,但是联美与米高梅公司已经从哥伦比亚手中买下了该片的版权,打算再度发行。这两家公司分别以极富争议的《午夜牛郎》和《巴黎最后的探戈》赚到了大钱,证明X级电影拥有广阔的市场。

斯科塞斯从报纸上看到欧文·温克勒计划拍摄以二次大战后大型摇摆乐队盛行时期为背景的《纽约,纽约》。出于一时冲动,他给经纪人哈里·乌夫兰打电话说:“嘿,我可以当那部片子的导演吗?”

《我的子弹会拐弯》之后,温克勒的事业未能得到大发展,然而通过他与搭档罗伯特·查托夫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们制作的影片能够源源不断地登上银幕,并且在市场中寻找到生存之路。这些年来,他们的关于学生运动的电影《草莓宣言》和彼得·波格丹诺维奇导演的《镍币影院》受到了欢迎,目前他们正在制作由毫无名气的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自编自演的拳击片《洛基》。

听说斯科塞斯和德尼罗对《纽约,纽约》这样一部歌舞片感兴趣,温克勒和查托夫并不感到奇怪。新好莱坞运动使新一代电影人进入了好莱坞的大舞台,而一旦他们站稳了脚跟,他们又重新捡起上一代人习惯拍摄的类型电影,毕竟这些是伴随着他们长大的东西。斯科塞斯崇拜约翰·卡萨维茨,但他也喜爱文森特·米尼利的歌舞片。

实际上,《纽约,纽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它应该归于“舞台情节剧”这样一个亚类型。迈克尔·鲍威尔和埃莫里克·普瑞斯伯格1948年的《红菱艳》和文森特·明尼利1952年的《玉女奇男》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也是斯科塞斯童年时代最喜爱的电影。不过,与《纽约,纽约》最相像的还是乔治·顾柯于1954年拍摄的《明星的诞生》。斯科塞斯甚至在开拍前与顾柯探讨过这部电影。两部影片都以一个二十分钟的歌舞段落作为开始,所有主要角色一一亮相。而它们又都讲述的是一个天才走上下坡路并从多愁善感的钢琴师那里获得信任和帮助的故事。

德尼罗不敢确定是否能演萨克斯演奏家吉米·多伊尔,原因是他没接受过任何音乐方面的训练,而且这是个无需在外形上作太多变化的角色。联美公司也担心德尼罗作为一个浪漫男主角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们更想让芭芭拉·史翠珊和她的前男友瑞恩·奥尼尔出演男女主角。

斯科塞斯坚持要用德尼罗,而且将弗朗辛·埃文斯的角色给了莉莎·明尼利。这是一个令他感到激动的决定:对于你的第一部歌舞片来说,还有比朱迪·嘉兰和文森特·明尼利的女儿更合适的女主角吗?然而,米高梅公司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莉莎是有名的大烟鬼,吸毒的恶习不仅毁掉了她的身体,而且让她在两年前进了戒毒所。虽然她和《绿野仙踪》里扮演铁皮人的杰克·哈利的儿子结了婚,但她与苏联流亡舞蹈家米哈伊·巴里什尼科夫的婚外恋却是路人皆知。

不过,最终让公司方面作出让步的是莉莎刚刚以《餐馆》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这个事实。一位影后再加上德尼罗这位最佳男配角,这样的组合还是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在得到公司认可之后,斯科塞斯兴冲冲地去找莉莎,为她放映了《穷街陋巷》,以便让她对未来的合作者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拍这部电影一定很有趣,”莉莎说,“尤其是能和詹姆斯·卡恩合作。”

“不是詹姆斯·卡恩,是罗伯特·德尼罗,”斯科塞斯连忙纠正。

“德尼罗——是那个总穿西服的人吗?”

“不,那是哈维·凯特尔。德尼罗是戴帽子的那个家伙。”

“噢,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像?”

欧文·温克勒手里已经有了厄尔·马克·劳奇为《纽约,纽约》撰写的一个剧本,但斯科塞斯坚持要让自己的老搭档马迪克·马丁重写一稿。马丁对原来的剧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包括结尾。在劳奇的版本中,德尼罗的角色放弃了爵士乐,成为了一名唱片制作人,专攻节奏和布鲁斯——这也是美国流行音乐的未来。

后来当《纽约,纽约》遭遇失败时,斯科塞斯和马丁都把罪过推到了劳奇剧本的头上,但是,读过这版剧本的人却认为劳奇反倒是个行家,对他剧本中的一些细节大加赞赏。

与此同时,德尼罗拿到了联美公司从市场上买到的最昂贵的萨克斯管,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它。尽管他没有任何音乐的潜质,但在这部影片之后他自己买了一只萨克斯管,轻而易举就能演奏,而且也不介意在别人面前表演一番。

负责培训德尼罗的是58岁的乔治·奥尔德,出生在加拿大的他与片中的吉米·多伊尔有着相同的经历。从30年代起,他就在大乐队中为伯尼·贝里甘、本尼·戈德曼和阿蒂·肖等演奏萨克斯。像多伊尔一样,他也在纽约的52街开了一家名为“民谣歌手”的夜总会。

德尼罗为掌握音乐技能下了一番苦功。《纽约时报》记者苏珊·布劳迪记得她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清晨走到德尼罗的寓所附近时,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萨克斯的乐声。德尼罗的勤奋也给奥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悟性之高是我前所未见的,”他说,“我不能相信他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专业水准,我想他肯定把唱片听了七千多遍。”

《纽约,纽约》于1976年6月开拍,预计拍摄周期为十八个星期。两百五十万美元的预算先是翻了一倍,继而又翻了一倍。就像弗朗西斯·科波拉六年后的那部灾难性的《心上人》一样,斯科塞斯很快就意识到传统的好莱坞歌舞片依靠的是传统的好莱坞制片厂制度。在那种制度下,明星、拍摄人员和乐师各司其职,最终通过流水线的方式组装在一起,既有效又省钱。而如果是草台班子,他们注定要赔钱。他开始考虑缩减开支,包括把原定在纽约沃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拍摄计划改在了帕萨德纳饭店。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一开始,斯科塞斯安排德尼罗和莉莎按照剧本每天排练几个小时,但不久就决定需要一些更激进的方式来“重造”歌舞片的模式。扔掉剧本,只保留了一个提纲,他整天都在带领演员即兴创作,用录像带记录下每一分钟。然后他把录像带带回家,从当天的排练中提炼出台词。

莉莎并不习惯于即兴表演,但出于对斯科塞斯的忠诚,她告诉《滚石》杂志的记者说,斯科塞斯选中的台词是“最自然的,最好的,是精华中的精华。5个小时的排练突然变成了他手中的两页纸,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上面”。莉莎如此偏袒斯科塞斯其实事出有因,正像好莱坞亘古不变的传统一样,她现在已经成为了导演的情妇。

斯科塞斯按照时间顺序拍摄的第一场戏就是二战日本投降之夜纽约街头的庆祝活动。第一个镜头就具有煽动性:一件衬衣从旅馆窗户里被扔出来,落在撒满纸屑的人行道上。不久,吉米·多伊尔出现了。他穿着俗气的夏威夷衬衫,头发梳得溜光水滑,有节奏地嚼着口香糖,昂首阔步地走向气势滂沱的“彩虹屋”舞厅,托米·多塞正在那里带领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格伦·米勒的“宾夕法尼亚6—5000”。因为情节的需要,这个段落延续了12分钟。

接下来的20分钟大多属于即兴表演,多伊尔向神情迟钝的多塞打着招呼,看得出他曾在这里工作过。他和士兵们拥抱,和女人们拥吻,嘴里总在喋喋不休。只有弗朗辛·埃文斯拒绝他的这种亲热方式。

英格玛·伯格曼和贝尔纳多·贝托鲁奇都赶来看这场戏的拍摄,而最尊贵的客人则要属文森特·明尼利,他是被米高梅的公关部门专门请来捧场的。看着剧组人员在灯光照射下汗流浃背的样子,明尼利说:“你知道,这对于歌舞片来说是家常便饭。我在拍《相会在圣路易斯》时,有一场戏我们不得不关了几盏灯……”

斯科塞斯记得那部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朱迪·嘉兰和汤姆·德拉克在晚会结束后奔走于房间的各个角落,熄灭了所有的煤气灯……

“这场戏你花了三天时间搭景,”明尼利说,“但只要四分钟就可以拍完。”

环顾四周巨大的布景,斯科塞斯知道他要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四分钟。最后,他拍了几个星期,第一版剪出来时,这场戏居然有一小时的长度。一些充当群众演员的特邀嘉宾已无法忍受。制片人道恩·斯蒂尔是斯科塞斯初到好莱坞时的女友,她本来穿着40年代又重又长的晚裙,化着厚厚的妆,而在马不停蹄地拍了一整天的戏之后,她脱下戏装溜之大吉。

消耗如此巨大。服装设计师特奥多卡·范伦克尔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讲述关于《纽约,纽约》幕后的恐怖故事。我们早上7点就被叫起床,通常要等到天黑才拍第一个镜头。剧组人员像农夫一样干活……根本没人答理他们。与此同时,马蒂和莉莎则关在她的化妆车里,据说是研究剧本吧。”

铺张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影片的高潮段落——“大团圆结局”——一场12分钟的歌舞场面,这场戏只为说明弗朗辛得到了她第一个电影角色。

弗朗辛在这场戏中戏里扮演电影院的领座员,日复一日地看着电影,梦想着成为电影明星。当聚光灯照在她脸上时,她唱道:

“大团圆结局,仿佛近在眼前

它只为明星而准备

但今晚没有明星

它只为我而上演”

一位投资人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里,她感觉自己就要美梦成真,却发现一切都是她的想象。她绝望了——直到真正的投资人走到她的面前。

斯科塞斯为这场戏搭建了一台庞大的布景,里面可以装下整座影院的观众和欢歌艳舞的合唱团女郎。他说服百老汇明星拉里·凯特饰演投资人一角,后者曾在《西区故事》中成功地扮演了托尼,这也是他在银幕上的第一个角色。这场戏的司仪则由明尼利的公公老杰克·哈利扮演。

12分钟的戏花了几星期才拍完,其间不断有旁边片场的导演过来看热闹。8月,开机已有9周时间,影片应该已完成过半。斯科塞斯却提出要再拍14个星期。延期一部分是因为他要抽时间为一部纪录片做剪辑,该片记录了鲍勃·迪伦昔日伴奏乐队的告别演出,乐队的领头人罗比·罗布森是斯科塞斯的朋友和知己。当他剪辑《纽约,纽约》时,他还在为这部影片工作,这时影片已定名为《最后的华尔兹》。

尽管延期,斯科塞斯依然坚持要兑现先前的承诺,为剧组和朋友们放映40分钟的《纽约,纽约》。他和剪辑师欧文·莱纳昼夜奋战,赶出了庆祝二战胜利的开场戏、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几个相对传统歌舞片更显风格化的段落,包括一场夜戏,多伊尔站在上行电梯上俯瞰水手和他的女友在路灯下模仿金·凯利缓缓起舞。

被请来观摩的名流中,文森特·明尼利和乔治·顾柯狠命地鼓掌。有些人流下了眼泪。在随后的聚会上,他们纷纷涌向了熬黑了眼圈的斯科塞斯。“在这个值得尖叫的夜晚之后,”《滚石》记者写道,“斯科塞斯像主教一样接受着信徒们的膜拜。”

然而,所有这些人的赞美之辞都无济于事。他们毕竟是朋友。公众却不像这么好心肠。

《纽约,纽约》所用的摄影棚曾拍出过米高梅历史上许多经典歌舞片,包括文森特·明尼利1951年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莉莎·明尼利用的是她母亲用过的化妆间,到处都是华丽的枝形灯,红玫瑰多过了一间花房,墙上贴满了贺电、肖像照、海报,桌上摆着空酒瓶和吃剩了一半的套餐——所有一切都散发着好莱坞经典明星的气息。

相比之下,德尼罗则享受着苦行僧一般的待遇,他的隔壁是格丽泰·嘉宝昔日的化妆间。一位访客如此描绘他的房间,“整整齐齐,空空荡荡,所能见到的只有一座闹钟、一台录音机,几张摇摆乐唱片和一架正在播新闻的收音机。”墙上所有的海报和照片都被取了下来,德尼罗不想让任何图像影响到他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形象——拳击手杰克·拉莫塔。他每天会花上几个小时对着镜子挥舞拳头。

旧好莱坞的影子遍地皆拾。为莉莎打理头发的西德尼·古伊拉诺夫也曾是她母亲的发型师。当巴里·普瑞缪斯需要一套适合40年代职业音乐家的服装时,服装师帮他找到一件约翰·吉尔古德穿过的戏服,片场小工和提词女郎讲的是他们为《邪恶的接触》和《宝石岭》工作时的趣闻。更令人吃惊的是,嘉兰时代留下的习惯还保存着,为了提神或助眠所用的毒品,尤其是可卡因,无处不在。

作为一个给德尼罗的小恩小惠,斯科塞斯在一场爵士俱乐部的戏里为黛安妮·艾伯特安排了一个吟唱“忍冬玫瑰”的小角色。其他的朋友和朋友的妻子也都分到了角色。嗓音沙哑的乔治·奥尔德扮演的乐队主唱弗兰基·哈蒂甚至给斯科塞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剪辑师欧文·莱纳因心脏病死于1976年的圣诞节,几乎在同时,伯纳德·赫尔曼也离开了人世。

1月,黛安妮生下了拉斐尔。德尼罗在洛杉矶郊区布伦特伍德购置了一处新家,有游泳池、客房、蒸气浴室和宽大的花园,能同时看到城市和海洋的风景。在退租贝尔航空旅馆的房子时,黛安妮的猫让德尼罗损失了一万美元,包括赔偿房东被扯坏的窗帘和带有爪印的家具等。

德尼罗很少参加洛杉矶的社交活动,这令黛安妮十分沮丧,她更向往纽约的生活。当他们必须外出时,德尼罗也是想方设法从黛安妮身边溜开,或找个机会去打电话。有一段时间他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必须蜷缩在贝弗利山旅馆房间的桌子下才能入睡。

他会经常邀请一些老朋友到家里作客,这些朋友大都来自纽约,包括斯科塞斯、彼得·博伊尔、布莱恩·德帕尔玛、巴里·普瑞缪斯以及他们的妻子。“罗伯特·德尼罗主持的聚会既没有中心又没有焦点,”苏珊·布劳迪写道,“整个晚上他都在听客人交谈,点头、微笑,偶尔才会用他那嘶哑的嗓音说,‘喂,哥们儿,嘿,哥们儿,嘿,太过了。’他是个旁观者,喜欢混在很多人中间。”

有人发现他的超然事外实际上另有隐情。在《纽约,纽约》中扮演艾伦·弗兰妮的凯茜·麦克吉尼斯就曾猜测说,“我觉得他把某些他认为过于古怪的想法隐藏了起来。我的意思是,他用沉默来保护自己。有些东西他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担心会出格。也许这是极端利己的态度,也许不是。”

1977年3月19日,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尽管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德尼罗)、最佳女配角(朱迪·福斯特)和最佳原创音乐(伯纳德·赫尔曼)的提名,《出租汽车司机》最终却一无所获。《洛基》是当晚最大的赢家,其余奖项则被《总统班底》和《光荣之路》瓜分。德尼罗本来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一个,但他却输给了一个死人:《电视台风云》的彼得·芬奇在颁奖典礼前夕死于心脏病,这使得每位有同情心的评委都投了他的票。

彼得·芬奇在《电视台风云》中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降低德尼罗和斯科塞斯受打击程度的话,那就是他们正在与查托夫和温克勒合作,后者制作的《洛基》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三项大奖,他们也因此成为好莱坞最热门的制片人。而对于斯科塞斯来说,至少他目前正在拍一部新片,失去了一座奥斯卡奖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拍完《纽约,纽约》的二战胜利日段落之后,斯科塞斯干脆把劳奇和马丁的剧本都扔到了一边。剩下的戏完全靠即兴的方式拍摄。

这个决定带来了新气象,人人都有了编新词甚至创造整场戏的权利。乔治·奥尔德声称德尼罗95%的台词都是他的发明创造——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不过他的确提供了与真正的音乐家演对手戏时的对白。

莉莎·明尼利回忆说,“当时的拍片现场像得了魔症一样,大家都围着一台小小的录音机说,‘这么说吧!那么说吧!’简直难以置信。回想起来,我记不清有多少台词保留了下来,但那种群情振奋的状态却令我永远难忘。这是唯一一部我能记起整个拍摄经过的电影。”

因为担心有人会质疑他这么做是否职业,斯科塞斯不得不站出来说,“这部电影的剧本不是写在录音机里的。一切都是有结构的。我们只是把结构放进了录音机而已。”

然而,1977年7月,朱丽娅·卡梅隆·斯科塞斯在纽约参加安迪·沃霍尔的聚会时却道破了天机。沃霍尔记得朱丽娅那天明显喝多了,她穿着蓝色高跟鞋,脚趾肿得很厉害。“朱丽娅告诉我他们在片场是怎么做的,”沃霍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安排演员排练,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然后朱丽娅从里面挑出斯科塞斯满意的部分,再让演员实拍时照着演。她说他们在拍摄时不断地改变剧情。”

对于某些段落,即兴发挥是有效的——诸如多伊尔去迪克·米勒扮演的俱乐部老板那里应聘,就在他以为落选而黯然离开时,莉莎开始唱“你带给我一种全新的爱”,鼓励他重新振作精神。不幸的是,多伊尔也因此缺少了变化,几乎总是在落难时得到弗朗辛的帮助,而这正是缺少线索分明的剧本所带来的后果。

在压力之下,德尼罗与斯塞西斯成为比以往更紧密的搭档。其他演员抱怨没有人能接近导演。“鲍比在片场与马蒂搂搂抱抱,”一位演员说,“马蒂则给鲍比任何想要的东西。而鲍比想要的就是不断被关注,不断谈论他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饰演多伊尔没有机会展示他表现愤怒的才能,德尼罗便把工夫用在了幽默方面。当一列火车没有载上他驶离大雪覆盖的车站时,他试图挡住火车,结果被缓缓推离站台。为了把弗朗辛拖进雪地里向她求婚,他砸碎了安全门的玻璃,然后躺在出租车后面,让车从他头上开过去。“当你遭遇这种行为时,”斯科塞斯说,“你无法说,‘不行,对不起,打消这个念头吧。’所以我们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们用了主观镜头,并且剪去了鲍比把头放在车轮下的画面,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滑稽的效果,你知道,滑稽就是戏剧。”

然而,尽管这一手法实际上是好莱坞类型片模式的一种变形。看着德尼罗和莉莎在出租车里翻滚打闹,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还是不解地小声嘟囔:“这难道是他对好莱坞歌舞片表达的一份敬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