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非洲——新华社驻外记者的采访经历

新闻与写作2019-02-11 1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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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接到通知要去驻外是在2014年的夏天,那时德国男足刚刚在世界杯决赛中绝杀阿根廷,第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消息飘进脑壳我一时间还有点儿懵,但又意料之中,因为新华社记者首次派驻国外一般都是到相对艰苦地区锻炼本领、积累经验。谁都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更精彩一些,非洲新闻好像不是国际新闻的主战场,地方说起来也不那么“高大上”,不过“人生里有些山你总要去翻越,或者在今天或者在明天。”换个说法的话,就是“有些难题迟早是要找到你的,问题只是早一些还是晚一些,所以来了不如就微笑着欣然接受。”我这样告诉自己。


我带着有点“忐忑”的心情从祖国西行,来到肯尼亚的内罗毕,从2015年3月到2017年6月在新华社非洲总分社担任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部负责人的这段时间,却成为我新闻从业经历中终生难忘的一段时光。


欢迎回家


我在非洲的第一个采访是和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Kenya Wildlife Service)搭乘小飞机去报道野保警察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在内罗毕的威尔逊机场,肯尼亚野保局当时的新闻官保罗一脸洋溢的笑容,刚做完自我介绍他接着就用“欢迎回家”招呼我,我听了立马晕菜了,第一反应就是:这哥们儿怎么大早上就喝高了……转念又想,或许这就是当地热情如火的待客之道,想让客人“宾至如归”吧。后来,了解了非洲和人类起源史我才明白,这句欢迎词代表着非洲的骄傲。地处东非的肯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境内曾出土约25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而邻国埃塞俄比亚则保存着320万年前的原始人“露西(Lucy)”骨骼化石,所以当肯尼亚人或埃塞俄比亚人和你讲“欢迎回家”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欢迎来到人类共同的发源发源地——非洲。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也曾收到过这句同样的问候。


野保警察学院坐落在肯尼亚南部的西察沃国家公园,我们一行人搭乘一架可以容纳20名乘客的肯尼亚野保局所有的小型螺旋桨飞机前往目的地,路上大约2小时。因为是第一次体验小型飞机,还是印象里不大靠谱的非洲小飞机,我明显有点紧张,表现大约就是沉默不语,总觉得后机门有一个是开着的。旁边的视频雇员埃瑞克一个劲儿和我说话,教我怎么用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和人打招呼,“阿巴利,雅蔻(音似,你好)”“阿巴里,雅尼(音似,你们好)”“如果你刚接触还记不大清,也可以直接说“阿巴里’就好啦。”


“那如果被问候‘阿巴里’该怎么回应呢?”我问艾瑞克。


“你就说‘乌苏里’,就相当于英语的 I’m fine”,他对我微微笑笑。


看来语言学习里总绕不过基本套路,不过我一下飞机就把这两句忘在了印度洋里,只好依旧“How are you”。


后来,这两句基本的斯瓦希里语一直伴随我在肯尼亚工作生活的始终,和当地人“套瓷”必定是先呲着牙来句“阿巴里,雅蔻”。我也记住了这个我们口中唤做“小帅哥”的雇员艾瑞克。


一场肯尼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


刚到肯尼亚半个月,一场该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在东北部地区的加里萨发生,事件共导致148人丧生。


01 / 

2015年4月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乌胡鲁公园,两名男子手持花朵参加悼念大学袭击事件遇难者的守夜活动。2015年4月2日,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对肯尼亚加里萨莫伊大学分校实施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导致148人丧生。


2015年4月2日,索马里伊斯兰极端组织“青年党”成员袭击了位于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的莫伊大学分校。当晚,在新华社非洲总分社时任社长袁炳忠的指示下,我和文字记者邓耀敏,视频记者李爱斌以及视频雇员詹姆斯连夜驱车从内罗毕赶往400公里外的加里萨跟踪报道事情的进展。路上我一边关注着伤亡数字的不断攀升,一边商讨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如何应对。有消息说加里萨城镇和周围道路已被军方封锁,且安全情况不明,我们没有贸然在夜间直接进入加里萨,而是在后半夜的凌晨时分在附近一家穆斯林经营的小旅店休息,在保证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养精蓄锐。第二天天边刚泛白我们动身出发,经过几道军人的排查,来到遇袭的大学校园外。


当天,恐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从我们前一晚出发时的至少70人上升并最终定格在148人,我们和各国媒体同行、学生们的亲友以及当地人一起围在校园外等候最新消息。突然,一声尖厉的枪声在人群附近响起,人们应声四散,两秒钟的迟疑后我拿着相机揣着悔意(错过了拍摄惊恐四散的人们)跑上前察看,旁边的法新社记者也是神色凝重,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彼此点头致意,各自继续前进。3日也就是当天下午,肯尼亚内政部宣布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4日,当地政府在医院展示了袭击者的尸体,以证明前日的消息属实。于是各路媒体纷纷赶到,我第一次目睹了因为高温而肿胀变形的尸体、体会了有些气味不是下决心强忍就能忍住不吐的,就像体会后才知道催泪瓦斯不是想象的那样憋会儿气还能趁机再多拍几张。


在加里萨的几天里,我们几个记者废寝忘食、各司其职,合作十分融洽,大家甚至回程的路上才意识到几个白天只正经吃了两餐饭。不过专注也换来了稿件分别获得几个部门的部级好稿,我在加里萨袭击事件报道里的一张照片还入选了新华社年度照片,成为我在非洲的一张代表性作品。


报道中视频雇员詹姆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身为当地人的他对于当地情况更加熟悉,能够帮助我们寻找新闻线索,核实新闻事实,让我马上认识到需要发展靠谱且专业的当地雇员协助进行报道。在他的帮助下我还在加里萨的新闻现场发展了当地人民日报的一位摄影师为新华社供稿。之后我也常常把这个经验推荐给非洲总分社下辖分社的首席记者们,请他们在采访中留意设备较齐备、工作状态好、有敬业精神的当地媒体摄影师,可以寻找合适的时机询问是否愿意与新华社建立合作,这样往往能找到不错的当地兼职摄影师,扩展新闻照片的采集网络。


采访结束,我们驱车返回,车子驶入内罗毕的时候望着城市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心中突然真有了些“回家了”的温暖。


用“中国元素”讲述中非合作的故事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峰会决定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东非沿岸历史上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而早在2013年3月,国家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就明确指出将非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区域之一。


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报道日益深入的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必然是责无旁贷,而此时我也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非洲发生的“中国故事”将不仅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也将成为国际关注的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傅好文在他的《非洲: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中将非洲比作中国的第二大陆来形容中国经济在非洲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在非洲形象的塑造和对内对外传播同样需要媒体国家队当作一场重要战役来对待。由于国际舆论格局西强东弱,以及西方媒体与我们在新闻理念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导致西方同行喜欢在报道寻找中国在非投资、建设中的负面消息和形象,这种报道容易在西方舆论场放大,形成与我不利的论调,如“破坏非洲生态环境”“新殖民主义”等,这时就需要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为代表的媒体国家队对事件进行大量更为积极、全面的报道来抗衡负面消息,引导舆论,为我国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以驳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破坏非洲生态环境”为例,我的同事们采访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动物保护专家,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实践从中立的立场说明了我国工程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和无害,我也和同事一起拍摄到了野生动物正常迁徙的照片作为实证。这样“破坏生态环境”的论调自然就受到了强有力的驳斥。


在驻外期间,我参与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亚吉铁路以及肯尼亚蒙内铁路等中非合作或“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工程的报道。报道中,我试图通过将中国元素与非洲元素相结合,获取一些具有符号化意义的照片,希望这些影像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实践中,比如亚吉铁路上的中国火车司机指导埃塞俄比亚火车司机;中国乘务长和埃塞乘务员相拥;一身中国式服饰的埃塞乘务员;肯尼亚民众在中国承制的火车机车前载歌载舞;肯尼亚首批女火车司机驾驶蒙内铁路首班列车前和记者自拍等,都是我或事先预想或现场寻找到中非视觉元素融合的画面。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总编辑卡利玛·布朗曾表示,如果要让非洲了解中国,理所应当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介绍中国,而不是经过美联社、路透社或是CNN这样的中间人、第三方。所以,中国记者还需进一步努力从多中国视角从发,利用“中国元素”讲述中非合作的故事。


透过镜头传递希望


提起在非洲驻外的经历,大家总是会问,你在的肯尼亚一定很热吧?其实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内罗毕的温度只有18度,正在下雨。大家的对非洲的印象可能是来源于一个脑海中的遥远印象,在那里,非洲炎热、贫穷、落后、充斥疾病、战乱和饥饿……实际情况则是,除了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非洲许多国家因为地处高原,常年温度适宜,气候宜人,保留着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时,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之上。以肯尼亚为例,1992年该国人均GDP还高于中国约60美元,而2016年非洲国家塞舌尔的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中国人均GDP则是首次超越俄罗斯,但数值不到9000美元,和塞舌尔还有不小差距,也就是说我国人民的平均富裕程度和塞舌尔人民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前往非洲前,曾经在非洲为路透社拍摄新闻照片的英籍华人摄影师王申敦曾鼓励我多拍摄固有印象之外的非洲,展现非洲更为丰富的面孔。他告诉我说,因为外通社理念和市场的现实限制,他不得不放弃一些尝试,希望我不要人云亦云地重复。


作为一名新华社摄影记者,我在报道中尝试通过镜头传递希望,树立自己的中国视角。


02 / 

2016年10月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乘务人员参加亚吉铁路开通仪式。亚吉铁路全长752.7公里,是东非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铁路,从融资、设计、施工、装备材料,到通车后的运营,全部由中国公司负责。


2016年年底到2017年,非洲遭遇严重干旱,联合国称旱灾引发的饥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17年2月的一天,我和当地同事们走访了肯尼亚卡贾多郡一座马赛人村庄,探访旱情。在一所小学,我注意到学校操场一间金合欢树下的“特殊教室”。老师比利说,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一直没有下雨,加上学校只有三间教室,五年级的五名学生只好在一颗金合欢树的树荫下读书、上课。我旁观并记录了“特殊教室”里授课情况,这组图片故事被肯尼亚主流报纸旗帜报刊登。而我其他表现旱情的照片却没有被采用,问及原因,报纸的编辑告诉我,这组照片有激励人心的作用,无论富裕或贫穷,受教育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照片体现了我们肯尼亚孩子们战胜艰苦环境的决心,我们需要这种给人激励的照片。


03 / 

2017年1月11日,在肯尼亚蒙巴萨,当地民众在中国承制的蒙内铁路首批内燃机车旁载歌载舞。蒙内铁路连接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


04 / 

2017年3月20日,在索马里边境小镇多洛,一名妇女舀出干涸河床上水坑里的浑水,以便取用清水。2017年索马里遭受旱灾,该国半数人口,大约至少620万人受到影响。旱灾也导致严重食物短缺。旱灾也导致严重食物短缺,人们被迫背井离乡。


3月,东非地区旱情依旧。我和同事循着热点前往索马里跟踪报道。在索马里和俄塞俄比亚交界的边境小镇多洛,我们作为首批到访的中国记者对旱情进行了图文和现场新闻报道。返回摩加迪沙,坐在被气流撕扯得左右摇摆、忽上忽下的十座小飞机上,我想应该记录一下这个多年战乱后的国家对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的向往和努力。


通过联合国的帮助,我采访了摩加迪沙一家帮助前娃娃兵重返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埃尔曼中心。150名少年儿童正在这里接受基础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绝大部分曾是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娃娃兵,索马里联邦政府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通过教育重新融入社会。


那些娃娃兵们很小就被“青年党”蛊惑,为他们扛枪卖命,甚至还要充当“人弹”,在艾尔曼中心,他们十分努力迎接新生,“努力是因为相信会有回报”他们这样告诉我。


艾尔曼中心成立于1990年,创始人埃尔曼·阿里·艾哈迈德1996年被索马里内战中的军阀暗杀,他的家人先是离开,后来又重返摩加迪沙继续他未竟的事业。法图·阿丹是埃尔曼的妻子,她告诉我说,由于安全的考虑很少有媒体来实地采访,她还说,“孩子们的未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们可以影响索马里的未来。”从她的神情里我看到了一个破碎国家走向重建的希望。从这个非政府组织我也看到了饱受战乱摧残的索马里战胜磨难的希望。


很幸运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进非洲、认识世界,能和优秀的同事们并肩作战,我和我的同事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奔波,但可以在世界的某一处拐角遇见不同的阳光;他们劳顿,但可以珍藏路上遇见的每一张笑脸;他们疲惫,但能够置身重大事件的时间和空间交汇点,去见证和纪录这个世界的不同侧面——做一名新华社记者实在艰辛而又幸福。


(作者单位:新华社摄影部)

本文刊登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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